光阴似箭、岁月如歌。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在6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着许多记忆深刻的往事。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陕北洛川和延安插队生活、工作的二十二年难忘岁月中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值得回忆的东西很多，但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当属那些吃“派饭”的日子。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陕北农村，吃“派饭”如同当今吃快餐盒饭。只不过管饭的主体是生产队的农民，而吃“派饭”的人则五花八门，什么行当都有。凡因工作需要来农村办公事的人员，不论是上级领导布置检查工作、干部下乡蹲点调研，还是电影放映、农业技术推广等，解决一日三餐通通靠“派饭”。在那个买一斤盐、打一瓶点灯的煤油都要走上几十里路的年代，农村根本没有可以解决吃饭问题的饭馆，即使有，一般人也吃不起。在所有餐饮形式中，“派饭”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中国特色，当属革命传统、群众路线在和平建设年代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按规定在农村每吃一顿饭需向管饭的人家交付4两粮票、1角钱的饭补。“派饭”由村干部指派本村贫下中农逐户轮换管饭。“地、富、反、坏、右”等成份不好、有种种历史问题或现实问题的家庭是没有资格管饭的。因而在当时，管饭的机会无形中被冠上了政治荣誉的光环，得到推崇和珍惜。洛川人素有“省饭待客”的美德，管饭的人家竞相拿出看家的厨艺和平时舍不得吃的细粮招待客人，能够博得公家人“好茶饭”赞喻的人家，男人和女人都觉得脸上增光，人前很有面子。

  洛川本地人通常的饭食，早晚主食为玉米馍、糜子馍、少有白馍，伴小米稀饭或玉米糁粥，晚饭称喝汤。中午的看家饭是面条，家境殷实好一点的，能吃上一顿白面，条件差一点的端上来的就是杂面。洛川人吃饭是盘腿坐在炕上或蹲在凳子上吃，而不在桌子上吃饭，“板凳不坐蹲起来”因而成为被知青调侃的陕北十大怪之一。

  上菜讲究用一尺半见方的托盘，黑亮的底色上用彩色油漆描绘出花卉富贵的图案，不仅看着喜兴，也便于擦拭。托盘中一般放置四个小碟，内装调料和佐餐的小菜：一碟研细的粗盐；一碟辣子；一碟发酸的腌菜；一碟时令拌菜。豆腐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只有逢集赶会的日子才有得买。至于吃肉，一年中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薄薄的几片。那时人们在买肉时的挑肥拣瘦，同现代人的要求恰恰相反，人们喜欢买肥肉，因为可以炼油，能给少油缺盐的菜肴增添少许香味和荤腥。

  按照上级要求，我们公社干部每年有200天左右的时间工作生活在田间炕头，真切感受了“流动宿舍百家饭”的其中滋味。

  最难忘那一次是在洪夫良公社的丁子头村。那是1972年4月的一个早晨，我和公社办公室的余保成、青年干事李庆海（现在是我的老伴）共同到一家吃“派饭”。他家住在村边一个土坡的向阳处，只有三十多岁的夫妻二人，全部家当的只有一孔土窑洞加简单的炊具、农具。炕上仅有一套旧被褥，铺着两张包装化肥的牛皮纸袋，连炕席都没有。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家徒四壁，什么是被当地人形容为只有“一只公鸡能驮起的家当”。男主人将我们让到炕上坐好，端来托盘，抱歉着没有好的吃食招待我们，盘中仅有一碟粗盐、一碟苦菜和几个玉米面馍。野菜没有切，是整棵的用水焯过后放了不知多久，已经发酸。玉米馍有部分馍皮翘起，状如飞鸽，掰开时拉丝不断，显然已经变馊。面对着这样的早饭，生活的清苦，让我心酸；贫困的程度，令人震撼。女主人拿出了几只碗准备给我们盛玉米糁粥时，一只大黄猫突然蹿上了锅台，女主人挥动勺子驱赶，大黄猫身子全部掉在粥里被烫的嗷嗷乱叫。惊魂未定中，只见女主人从容不迫的把猫从粥锅里拎出来甩到地上，一勺一勺的把粥盛到碗里，并连声让我们不要嫌弃。为了表示出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态度和决心，我们每个人都捏着鼻子把一碗粥和半个馍吃下肚。现在想想实在不可思议。

  还有一次是去五仙头村支书家吃“派饭”，炎炎盛夏，屋子里又住人又做饭，烟熏火燎，猪羊在屋地乱跑，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院中没有一棵树，也没有桌子，窗下有一大瓦盆，存放着大半盆喂猪的泔水，被盛夏的骄阳暴晒后冒着泡泡，发散着难闻的酸腐气味儿。主人找来一个秫秸杆儿编的盖帘，往泔水盆上一扣，充当饭桌，没有凳子就蹲在地上用餐。待端上饭来，吃到碗底，赫然发现两枚羊屎蛋卧在那里，令人作呕。究其原因：支书背驼个子矮，为减轻倒水的难度，水缸大半截被埋在地下，猪羊满地乱跑，很难保证不排泄到水缸里。而书记婆娘有眼疾，视力欠佳，将羊粪蛋误认为蓖麻籽日后成为笑谈，也就不足为奇啦。

  在那些吃“派饭”的日子里，我喝过因患“柳拐病”四肢大骨节无能力下沟担水的农民用涝池水（村内低洼处存积雨水、污水的深坑）煮的黑乎乎、臭烘烘的米汤，也时常在吃饭时亲眼目睹小孩把屎拉到炕上的尴尬。在那个没有尿不湿连卫生纸都买不起的年代，只要主人一声召唤，忠实的狗儿便噌的一下蹿上炕，将长长的舌头对准孩子屁股和炕上目标，只需吧嗒几下，便风卷残云般打扫完战场，不留任何痕迹地摇头晃脑得意而去，看得我目瞪口呆。

  但我也吃过村民待客的全鸡宴，八碗席，还吃过农闲时村民打的野味和山珍。还有那寒食节的罐儿馍、鸦雀，麦罢的花馍、油包包，过年吃的黄黄、油糕和端坐在干梨叶上，用软糜子、红小豆做成的软馍馍------，但日常吃的最多的还是雪白的蒸馍和几乎每天一顿的赛腰带的长面条。到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饭店的开办如雨后春笋，方便食品随处可以买到，“派饭”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延安的变化日新月异，洛川的苹果享誉中外。艰难困苦的年代虽然已成为历史，但不应被忘记。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令我终生受益非浅。即使回到北京工作已二十多年，洛川和延安仍是我永远的牵挂。在洛川吃“派饭”的场景，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定格，且经常被回放，此生都不会忘记。

作者：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所律师刘淑珍

（原陕西延安洛川插队知青）